作者：华东师范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志林(忠言)博士

　　尽管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以“开弓没有回头箭”、“市场基本稳定运行”来为股权分置试点壮胆。但是，自4月12日宣布股权分置即将破题时的1253点，至5月27日1051点，指数实实在在跌掉16％以上，平均股价跌幅20％以上，迫使大盘股A＋H发行模式、首发、增发、配股无法实施，这是市场各方都不愿看到和无法接受的。

　　对于近期股市的一再下跌，市场大多以“股价结构调整”、“基金估值体系动摇”、“新增资金不足”来解释。我则以为，崩盘之源盖出于证监会的《试点通知》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是强加于广大投资者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故导致市场“用脚股票”。

　　一、用泛市场主义为行政部门推卸责任。中国股市15年历史上，2/3国有股法人股之所以1元折股，而流通股东之所以按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认购，二级市场投资者之所以用更高的成本投资，都是以前者不能流通作为前提的，这实际上已成了行政规定和契约。如今，管理层要破股权分置的难题，改变游戏规则，让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却放弃了行政责任，一味主张按市场化手段解决。这本身就不符合中国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特色和原则，是一种泛市场主义，势必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失控局面。

　　二、由得利方出方案，让亏损方被动接受。照理，1元成本得利的非流通股一方想改变游戏规则，取得流通权，应由十几元成本、亏损累累的流通股一方提条件、出方案，然后双方进行协商、谈判，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对价。然而，《试点通知》只给流通股东表决权，剥夺其提出方案权和谈判权，却让非流通股东借上市公司董事会单方面制定的方案，交股东大会表决，并不时进行威胁，颇类似于大商家将格式合同交消费者签字一样，实际上使消费者在订立合同时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是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三、用表决权剥夺了流通股东的参与权。按理，试点公司董事会向流通股东公布的不应是方案，而只能是要约。应当给予流通股东一定的时间(至少15天)对要约提出修改方案，经充分协商后，最终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对价方案——契约，然后再交股东大会表决。然而，目前的4家试点，将流通股东表决前的参与权全部剥夺。虽然4家试点股票不同程度上涨，但那或是为小利所驱，或是出于无奈，这并不能反映民意，而指数和多数股票一再下跌则是对参与权被剥夺的实在抗议，才是试点成功与失败的试金石。

　　四、由单一券商帮助做试点方案，取代了专业化谈判。目前，任何1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东都比较分散，年龄以中老年为主，市场意识参差不齐，而试点方案的程序性规定比较多，普通投资者还不能马上适应。因此，律师、会计师、分析师、券商、咨询公司等专业人士应该发挥专业影响的作用。比如，上市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分红送配、增发等最终形成的市场价值是多少?非流通股东获利多少，流通股东损失多少?如何量化地计算各类股东对上市公司净资产的形成，盈利能力的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等方面的贡献?流通对价是否合理?流通时间表是否恰当?这些量化的计算有赖于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成为双方谈判的重要依据，而不致于被非流通股东随意糊弄了事。此外，专业人士还可接受流通股东的委托，就非流通股东的要约进行意见征集，量化的计算，并参与同非流通股东谈判，并通过媒体的宣传，公正、公平、公开地体现“对价”的性质。然而，人们至今未在4家试点方案中看到科学化、民主化、决策、协商的影子。

　　五、用新老流通股东的更迭为通过方案拉票。“国九条”指出“特别要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应是指保护方案出台前的流通股东的。为此，一旦试点方案出台，该公司就应停牌，直至股东大会对方案表决为止。但是现在的做法却是，方案出台后可继续交易，老股东中的不满意者愤然割肉离场，而新的股东冲着10送3的差价而买入股票，不排除非流通股东的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出资以他人名义买入股票，或者通过与大流通股东内部协商，更改方案，收买以较低成本重仓持有的基金的支持，从而拉到2/3赞成票，用假民主的方式通过的全流通方案并全面推广。我呼吁，为真正体现试点方案的合理性，必须实施停牌协商制度。

　　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频繁制造市场新的不确定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大忌。这直接导致政府和政策的诚信和公信力的丧失和投资者的失望。因为，眼下上证指数虽仍在1999年的1047点之上。但这是指数造假所为，4.50元的平均股价比1996年1月512点时还低10％，仅略高于1994年325点的水平，就是说，中国股市实际上已到了10年的新低，广大投资者已陷入“历史深渊”，财富一天天缩水，这难道不是崩盘吗?尤为严重的是，管理层至今认识不到这是崩盘，反而认为是“市场基本平稳”，“投资者基本认同四家试点方案”。若此，违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原则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势必与“把崩盘进行到底”划上等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