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农行公布欠款大学毕业生，使助学贷款问题再度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天之内的网上调查数据是，超过75%的人支持银行的做法。这个数据代表的是人们对曝光事件所作出的第一反应，这个第一反应表明，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商业社会的规则，开始以商业规则来判断欠款行为。

　　从商业规则上说，广东农行公布欠款不还的大学毕业生，并非不可以理解。当然，广东农行曝光欠款大学毕业生的做法得到理解，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们表示那些主动与银行联系的毕业生一般不会被公布。这一表示，意味着会不会被公布事实上与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没有直接联系，而更多地与欠款人是否具备“积极认账”的态度相关，被公布的学生，都是毕业后没有告知联系方式，银行多方寻找而不得。

　　然而，助学贷款问题，既是一个商业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从商业角度来看，银行贷款已经将质押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助学贷款事实上是一种无抵押的贷款，所以银行发放助学贷款并不积极。这次银行公布欠款人，在商业规范上也没有什么亏欠，欠款人未能按期还款，又不向银行告知联系方式，银行有理由怀疑是不是在“故意失踪”。

　　从社会角度来看，事情就复杂得多了。我不为欠款人不向银行联系还款事宜的行为辩护，他们可能真的无法按期还款，他们可能已经为短暂的消失付出了新的代价。他们还不明白在“征信系统”之下，一旦上了“黑名单”，今后在获得金融服务方面会面临多大的困难。

　　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办理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来自于社会中那些无力自行完成学业的家庭。国家承诺“绝不让一个人因经济原因而失去读大学机会”，助学贷款是使承诺兑现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并没有改变贫困大学生因上学而负债的事实，而不过是使借款变得有一定保证而且可以无须付息而已。

　　贫困大学生，不止是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在拥有的社会资源上也是弱势，这会使他们顺利获得职业岗位的机会变小，他可能工作未得而债务已开始累积。相比于那些没有机会入读大学的同龄人来说，一个贫困大学毕业生所拥有的未来期待总体上仍然要高得多。但无论如何，对于他自身来说，债务的存在是“贫困遗传”的结果，贫困于他是与生俱来，这仍然使他有“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他要为贫困的遗传来担负责任，他会认为不公平。

　　另外，学业的完成可能是失业的开始，助学贷款更容易变成银行与学生双方的忧虑。银行担忧助学贷款变成了死账，借贷的学生忧虑于还款的负担。一项带有福利色彩的政策，弄到双方都不满意，实在有违初衷。那些借贷人因贫困而负债，因与贫困相伴随的社会资源的缺乏而更难获得工作，因难获工作而还款困难，因未能还款而上了信用黑名单，因这个黑名单而无法获得银行的新的贷款，使生活和创业更加艰难。

　　这一切开始于他要完成大学学业。完成学业的需要，可能成为他变成“缺乏信用的人”的起点，他因为贫困而被助学贷款制造成为“信用不足”的人，银行信用靠按期还款评定，而“信用”这个词在社会理解上更多地是一个人格标准，于是他因为经济能力的不足而更被认为缺乏良好人格。

　　把目光从银行与贷款的大学生之间挪开一些，更多地思考助学贷款这种保证困难学生上大学的方式是否要有所更革。把受教育变成一种借债也得完成的奢侈消费是不行的，把借钱读书看成“扩大生产能力”的行为，“受了教育可以赚大钱啊，所以借钱是值得的”，就像说“你先借钱买一部出租车，就可以去营运赚钱了”一般，我想，这也不是教育的正解。银行关心贷款的回收，但我们关心的是更多的不必为读书而借贷，更多的学费减免，而不是靠贷款办法的完善。根本上讲，发展教育的责任在国家，是让公民得到平等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