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淳是湖南郴州人，今年33岁。第一次见到黄淳时，他的一口流利的武汉话把我给听懵了。那说话时的神态，十足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看着我惊讶的样子，黄淳笑着说：“我父亲是武汉人，下放到了郴州！”

好不容易洗脚近城 却毅然放弃铁饭碗

我出生在农村，不甘心一辈子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直梦想着洗脚进城，有一番大作为。读小学初中时，我就不很本分，满脑子有很多奇思怪想。之后，我考上了中专，算是“洗脚进城”了。

在湖南上中专时，我学的是经营管理类专业，94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湖南省物资局工作，说起来，那还是“铁饭碗”。但是，物资系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时的效益已经不是很好了。我刚刚进去，总觉得年青人呆在这样一个单位没有前途。所以，我想不如干脆出来，自己创业。

那时的年青人，特别是读过一点书的，都有着自己的创业梦。而我的心，比天大，一心想的都是“将来我就是企业家，将来我就是李嘉诚！”。

1995年，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创业梦，只身从湖南来到老家武汉。我先应聘到一家外资企业打工，在办公室做一些打杂的事情，工作不是很累。我一边做，一边调查武汉市场，三、四个月后，人就开始不安分了。于是，我辞掉了工作，开始筹备创业。

我问：为什么看中了家政服务这行，毕竟你学的专业和家政服务相差十万八千里？

家政服务当时在一些沿海城市已经兴起了，我发现武汉市没有家政服务，只有档次很低的钟点工。

我分析：当时一方面由于经济转型和企业竞争加剧，社会上出现了相当多的下岗待业人员，他们中多数年龄较大，又缺乏技术，再就业比较困难。另一方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家务劳动是累赘，需要分担出去，但多数人又觉得请住家保姆不方便，希望请钟点工。而家务活是一般人都能胜任的，这无疑能为失业者提供了一个重新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想到了开一个家政服务公司，把武汉市的下岗嫂集中起来，专门为人提供家政服务。通过调查，我发现当时的武汉还没有一家真正的家政公司，有的只是一些中介机构，如保姆介绍所之类的。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创业之心。

为了筹集创业资金，黄淳动员家里拿出了全部家底，还向亲戚、朋友们借了不少。1995年，“新一天”家政服务公司在江城粉墨登场了。

我记得，在注册公司时，还有一段小插曲。因为当时武汉还没有家政服务这个词，所以工商局的人说，没有这个行业，不能注册，一定要我换个名字，所以开始只好注册了钟点服务公司。

但是，我们之所以叫家政公司，不叫钟点服务公司，主要是我们在管理上和以前的同类公司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用的是派遣形式。

以前的钟点公司都是“中介”的形式，雇主只是到中介公司雇一名钟点工，支付一定的中介费，以后的事就和中介公司无关了，所以公司起的只是牵线搭桥的作用。而我们公司的派遣形式就是：每一位来工作的下岗嫂，都是与公司签约，并以公司职员的身份出去工作，接受公司管理并享受福利。

媒体追捧，兴奋过头陷低谷

1995年在武汉创办“新一天”的时候我才22岁。我成为了家政服务这个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一开始，公司从招工到用工，都有着一套比较规范的管理制度。例如：员工户口一般须在本市，这样便于公司掌握情况；员工上岗前要接受有关烹饪、礼仪、家庭护理以及职业道德教育；上班统一着装；不得使用客户家的电话等。另外，公司还要求客户填写服务质量“评估卡”，并定期派专人去客户家听取意见，确保服务的高效率、高质量。这些与众不同的尝试，使我的公司成为新闻媒体追踪的焦点。

那段时间，武汉市的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电台、电视台都对我进行了采访。然而螃蟹并不是那么好吃的，可在当时，我却忽视了这一点。

当时我这样算了理想账：武汉市有700万人，如果5个人一个家庭，也有140万个家庭，假设一个家庭每个月需要一个小时的服务，服务费约6块钱，那一年下来，就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对武汉家政服务行业的估计，简直幼稚得可笑！

由于错误地估计，我通过银行贷款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投资，还在当时武汉市最繁华的南京路上，租了几乎整整一层的豪华写字楼，挂起了公司的金字招牌。

因为经过媒体的连续报道，我的公司在武汉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要求我们服务的客户资料，也登记了一大堆。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可以就此开始盈利了，事实上从1995年到1998年，公司仅处于微利状态。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员工。

因为，公司最初将员工人选定为下岗嫂，但那时的思想不像现在。对于她们来说，做家政就是给别人做保姆，所以许多人都不愿意做这样一份“掉架子”的事。

记得公司第一次招聘时，来报名的人很多，但一听说是要做家务，许多人就打了退堂鼓。最后，公司好不容易招到二十几个人。

就在这二十几个员工中，有一个姓欧阳的女同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以前是一名护士，素质很高。上班之后，客户对她的工作特别满意。可是过了一个月后，她找到我说不想做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老公不同意我做，儿子也不让我做了。”

就是因为这类原因，二十几个员工后来走得只剩几个了，因此公司还赔上了不少培训费。

一方面，公司招不到员工，无法铺开业务，一方面豪华写字楼的开销账单接踵而至，黄淳的公司最终陷入困境。

面对困难，仍旧铁了心地坚持

在困境中黄淳猛醒了。

我曾经看过美国人尤伯罗斯一本书，堂堂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委会都可以在一间旧仓库办公，我的小公司为什么要不切实际地讲究体面？于是，我重新回到了起步时的普通门面，在豪华写字楼只留下一间房接待客户，并将主要精力用于扩大公司服务队伍，完善管理。

但是，下岗工人的观念转变不了，招不到员工，仍成为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我开始反省，是不是一开始把员工定位在下岗嫂就是一个错误呢？

到1997年，公司要靠借钱才能发出工资。当时我才24岁，很多次我觉得自己根本扛不起这么大的压力，承受不了，所以想到了关门。

可即使关门也要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吧！那就再等一个月吧！那时，大家的心已经开始散了，人也开始走了。

可是，我的心里总有一股执着劲儿。当我再次硬着头皮借到钱后，我对自己说：“也许，我就差这一步了，只是因为招不到人而已，又不是什么大问题。说不定下个月招到人了，钱就回来了！”

于是，跟几个同事一商量，又坚持了过来。后来，公司就一次、两次挨了过来，最终没有关门。

公司起死回生，又辟创业新天地

社会在不断变化，人们的就业观念开始转变。公司的境遇慢慢转变。1997年的一次大型招聘会后。公司彻底翻了身。当时，武汉在青少年宫举办了一次专门面向下岗职工的大型招聘会。

我们公司参加了那次招聘会，收获颇丰。因为当时去参加招聘会的下岗工人很多，但是没几家是招四十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我们公司的展位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公司第一天就收到了一千多份报名的表格，参加招聘会的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我们公司报了名。

两天的招聘会后，我们拿着二千多份表格开始选人。后来，我们通过挑选和电话通知后，招到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经过我们的培训，慢慢走掉一些，最后只有七十几个人了。剩下的人虽然不多，但都非常实在，就是有了他们，公司从亏损做到盈亏平衡，最后竟然开始慢慢盈利了。

而这最初的七十几个人，也在公司默默无闻地做了下去。直到2000年公司做调查时一看，他们之中也只走了那么一两个。

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候，黄淳的“新一天”家政服务公司，已从最初的10余名职工发展到现在的430多名员工，拥有了1000多家稳定的客户，并在武汉三镇开设了4家连锁经营服务站。

在做家政服务这行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启发。我们都是向家庭派遣工作人员，为什么就不能向大的公司或企业派遣更高级的人才呢？

于是，我开始着手调查。结果发现，又是一片广阔的天空，而我似乎还迟了一步。因为那时很多大城市的人力资源公司已经做得很好了，像在上海一家公司已经派遣了五万多人到各式各样的公司了，一年的管理费都有一个多亿了。但是，做人力资源这行，对知识的要求更高，所以我马上开始去学习。

2001年，黄淳创办了他的“华中人力资源咨询服务公司”。人生又开始了又一次腾飞。